過去近一年時間，重慶家長王琳一直有件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煩心事。報載，王琳花了兩萬元給孩子報了個校外藝術培訓班，可孩子去上課沒幾個月，培訓機構毫無預兆地關門歇業(yè)，并以經營虧損為由拒不返還剩下的學費。和王琳有相同困擾的還有另外150位家長，他們都是同一培訓機構“卷款跑路”的受害者。為幫助家長們維權，重慶市有了全國首起由消費者組織支持消費者集體起訴預付式消費退費糾紛的案件。

相較于服務以次充好、承諾難以兌現之類的貨不對板，經營者玩收取巨額預付款后卷款跑路的騙錢套路，既導致消費者血本無歸的嚴重經濟損失，也破壞了誠信企業(yè)的正常經營，給培訓市場帶來劣幣驅逐良幣的惡劣影響。重慶市探索以集體訴訟方式支持消費者維權，就是封堵不法商家玩預付款跑路的有益嘗試。

商業(yè)預付卡本為便利公眾支付、讓經營者與消費者實現互惠雙贏并進而刺激和帶動消費。但由于此舉是建立在客戶對商家信譽充分信任基礎之上，且多呈現商家與消費者的“一對眾”格局，其話語權和主動權幾乎完全掌握在商家手中，這就大大增加了消費者可能面臨服務打折甚至預付款“打水漂”的信用風險。不法經營者敢于鋌而走險玩“蒸發(fā)”，很大程度上就是抱有單個消費者沒有時間、精力打官司的僥幸心理。支持權益受損的消費者提起集體訴訟，就是要減輕個體消費者發(fā)起訴訟維權的司法成本，讓詐騙謀財的商家付出高昂違法成本。

集體訴訟是舶來品，在中國民事訴訟法中類似于代表人訴訟制度。集體訴訟的最大特點和最大威懾力在于，只要有一個人發(fā)起訴訟并獲得賠償，其他所有相同利益受損者都能按比例獲得賠償額。為落實中央“兩辦”在《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行動方案》中提出的“健全消費者公益訴訟制度，探索建立消費者集體訴訟制度”要求，重慶市舉辦由相關各方參與的專題座談會并就發(fā)起集體訴訟達成初步共識，該市消委會隨后出臺了《支持消費者集體訴訟工作導則》。

預付式消費糾紛多為小額多發(fā)案件，由消委會以“支持起訴人”身份發(fā)起集體訴訟，無疑省卻了眾多個體消費者的維權時間和精力，不失為一種便民和低成本的維權方式，也讓民眾擁有了消委會履職為民和公益訴訟惠民的獲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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